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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68运动”与高校管理体制变革——以西柏林自由大学为中心

·欧洲史·

联邦德国“68运动”与高校管理体制变革

——以西柏林自由大学为中心

内容提要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由于年青一代价值观的变迁、“教育灾难”的日益深重以及新左派的崛起和推动,教授独揽大权的传统高校管理体制成为引发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抗议、进而造成联邦德国“68运动”兴起的主要因素之一。在“68运动”期间,为了彻底废除教授对学校事务的控制权,进一步推进国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西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的左派学生不仅创办了“对立大学”,还要求将校内不同群体的对等共决制度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68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助教等弱势群体在高校中的地位,促进了联邦德国的高校由“教授大学”向“群体大学”的转变。但与此同时,由于其激进的斗争目标和手段难以在高校内获得广大师生的支持,这场运动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教授在高校管理体制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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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68运动”与高校管理体制变革——以西柏林自由大学为中心

在联邦德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68运动” 68er-Bewegung/Studentenbewegung,又称大学生运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场运动的推动下,联邦德国打破了长期以来教授对高校内部权力的垄断,并将教授、助教、学生等群体共同参与学校决策的“ 群体大学Gruppenuniver sität)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下来。

“68运动” 过后不久,同情左派的格哈德·鲍斯等学者就借助当时可见的媒体报道和公开宣传资料,肯定了这场运动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邦德国高校改革的积极促进作用。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时,对左派持批判态度的一些联邦德国学者却开始全面否定“68运动” 。如汉娜·道姆就认为,这场激进的运动扰乱了联邦德国高校改革的正常进程,左派学生在“68运动” 期间所谋求的高校改革目标也大都未能实现。2000年后,由于档案的陆续开放,没有亲历“68运动” 的新一代历史学家可以从更加客观的角度重新审视这场运动在联邦德国历史上的地位。另外,随着2008年“ 纪念‘68运动’40周年” 大会的召开,这场运动对联邦德国教育改革的影响也再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安妮·罗斯托克出版了基于原始文献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伐利亚和黑森州高校改革及大学生抗议进行研究的著作,认为虽然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主要是由科学政策制定者(Wissenschaftpolitiker)自上而下推动的,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68运动” 中大学生们的诉求。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德文著作在讨论“68运动” 与高校改革的关系时,多为泛泛而论,而专以高校管理体制及其内部权力博弈为视角进行分析的并不多见。至于国内,长期以来,只有张世鹏、沈汉等少数学者在对联邦德国“68运动” 进行总体性研究时,认识到这场运动的发生与当时联邦德国高校改革的滞后有关,并且将大学生争取高校改革的斗争看作“68运动” 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时至今日,对于这场运动与联邦德国高校改革之间的联系,中国学者仍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

为了厘清联邦德国“68运动” 与后工业转型时期德国高校管理体制变革之间的关联,本文试图以在这场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西柏林自由大学为核心,依据该校收藏和出版的原始文献,首先阐明转型时期教授独揽大权的传统高校管理体制是如何引发联邦德国“68运动” 的;然后分析这场运动中左派大学生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什么目标及进行了哪些斗争;最后探讨“68运动” 对联邦德国高校管理体制的变革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并解释它为何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教授在高校决策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

转型时期的高校管理体制问题与联邦德国“68运动”的兴起

联邦德国“68运动”与高校管理体制变革——以西柏林自由大学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末期之后,经历了“ 十年繁荣的联邦德国开始进入所谓的后工业时代。正是在这一转型开始不久时,传统高校管理体制中所存在的教授权力过大的问题,成为引发联邦德国“68运动” 的主要原因之一。

19世纪初的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教育改革在德国高校中确立了“ 教授治校原则。此后,教授就逐渐取得了单独决定高校内部主要事务的权力。所以德国高校传统上又被称为教授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联邦德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教授们却又重新恢复了纳粹时代一度被剥夺的权力。因此,到“68运动” 爆发时,联邦德国的高校依旧是洪堡模式下的教授大学,其内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方式与19世纪时相比几乎没有任何不同。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联邦德国大学生开始挑战教授在高校中的权威。1961年10月8日,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的西柏林小组向该组织联邦委员会提交了长达180页的《民主中的高校》备忘录,明确要求通过制定新的大学章程,让教授(兼及其他教学人员)、助教(包括科学助手及教辅、行政人员)、学生三个群体按照对等原则参与学校的各级决策,以取消所有与事实不符的统治性力量和依附性关系

不难看出,三方对等共决的基本理念与联邦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劳资共决思想颇为相似。战后初期,联邦德国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以下简称“ 社民党)将劳资共决作为保障工人权益的主要手段。在推动劳资共决合法化的同时,工会还提出要在高校内给予学生发言权的建议。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时,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也曾要求在高校内建立有工人和大学生参与的共决机构。1961年《民主中的高校》文件所提出的三方对等共决原则,显然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一思想。

除了吸收劳资共决思想外,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在高校内所提出的三方对等共决方案,还明显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根据这一理论,该组织认为大学生是高校中受到教授压迫的无产阶级,而建立三方对等共决制,则是让学生与教授在校内平起平坐、实现学生解放的重要途径之一。

除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外,社会民主高校联盟(Sozialdemokratischer Hochschulbund)、德国自由大学生联盟(Liberalen Studentenbunds Deutschlands)等左翼大学生政治团体也都希望能扩大学生对高校事务的参与。

在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及其他左翼大学生政治团体的推动下,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率先开始在大规模抗议活动中提出变革高校内部权力结构的要求。由于特殊的建校史和在冷战中所处的前沿位置,该校学生比其他联邦德国高校的学生更关心政治,其在参与学校事务方面也更有经验。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Allgemeine Studierendenausschuss)就一直积极谋求发挥学生利益代表集团的作用,并试图模仿劳资共决模式在校内与教授和其他群体展开合作。

然而,由于合作的要求得不到响应,再加上校方强行推进学习制度改革,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决心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来反对教授的权力垄断。在1966年6月22—23日举行的静坐示威活动中,该校学生会明确提出要在学校内部实现“ 三方对等共决。此次抗议取得初步胜利之后,负责选举学生会的学生代表大会(Konvent)又要求学生代表能在各级学术委员会内享有永久性的参与权和投票权,以此来改变教授的特权地位。这些在自由大学校园内所进行的抗议活动,不仅成为联邦德国“68运动” 的先驱,也为各大高校学生在这场运动期间继续将斗争矛头指向教授的垄断权力奠定了基础。

客观地说,联邦德国的大学在管理体制上确实存在着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联邦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 (Heinrich Lübke)甚至称高校中教授的权力是“ 神授Gottes Auftrag an die Menschheit)的。不过,既然德国大学里长期存在着教授权力过大的问题,那为什么直到20世纪60年代时,这一情况才在以西柏林自由大学为代表的联邦德国高校中引起了学生们的不满和抗议呢?

从根本上讲,这和当时联邦德国所经历的后工业社会转型有关。在1961—1971年,联邦德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减少了30%,同时,包括工人在内的中下阶层的收入却在持续增长,联邦德国也由此进入了所谓的“ 富裕社会Wohlstandsgesellschaft)。随着工人数量的下降和部分工人成为中等收入者,原本激烈的劳资冲突逐渐趋于缓和,联邦德国社会矛盾的焦点也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变为政治、教育等其他领域机遇分配的不公。同时,由于工人阶级斗争积极性的下降,大学生成为对新的社会不公感觉最为敏感的群体。

但是,当后工业社会转型开始的时候,联邦德国当局却依然保持着冷战初期形成的民主式威权demo-Autor itär)体制及“反共高压的统治政策。顽固的冷战思维不仅造成联邦德国大学生政治观点的左倾激进化,还促使他们谋求更多的高校控制权,以防教授通过学校压制自己的自由。可以说,高校危机的外部诱因首先是北半球的冷战大环境。

在社会转型和冷战的背景下,以下三个因素进一步促使大学生将教授看成高校的专制统治阶层。

首先,年青一代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20世纪60年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晚期出生的、被赫尔穆特·舍尔斯基(Helmut Schelsky)称为“ 怀疑的一代skeptische Genenration)和完全在战后出生的“68一代(68er)” 组成的新一代联邦德国年轻人陆续进入高中、大学及工作岗位。年青一代大学生对先辈们所信奉的恪守秩序和服从权威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深深的质疑。他们认为,19世纪以来德国大学一直处在教授们的威权统治之下。学生中的左翼激进分子甚至称这些传统风气是大学中的“ 法西斯路线。学生们追究教授们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所作所为,有些人甚至要求发起对法西斯教授的抗议活动。

与此同时,老一辈中的大多数人也对年轻大学生群体的不安分持怀疑和批评态度。1963年,一名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Christlich-Soziale Union,以下简称“ 联盟党)联邦议员表示,联邦德国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相比明显缺少成熟的心智。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被描述为最焦虑、敏感和病态的一代。

“68运动” 与工人运动等传统左翼社会运动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它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基础。参与抗议的大学生缺少共同的经济诉求。成长于优越环境中的他们之所以反对教授大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受到了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us)反威权价值观的影响。1967年11月底,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分析“68运动” 兴起的背景时明确指出,激进学生是第一代生活在物质富裕和政治稳定社会中的人,他们没有经历过政治迫害、经济危机,也没有通过有组织的抗议在现有体制之外进行选择的经验。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才能理解年轻人抗议运动的特点:他们形成了一种新的无政府主义世界观并偏好实际行动。

随着后物质主义反威权思想的不断加强,年青一代大学生不仅对专制的国家治理体制日渐不满,他们对传统的大学管理体制也深恶痛绝。这是导致20世纪60年代西柏林自由大学等联邦德国高校的学生们反对教授垄断学校权力的重要原因。

其次,受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联邦德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了所谓的“ 教育灾难Bildungskatastrophe),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大学生对“ 教授大学的不满。

当时教育灾难在联邦德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主要表现是:1.在冷战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根据当时公布的一份数据,苏联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要远远快于联邦德国。1958年时,在野的社民党议员批评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导致西德的学生与教授比平均只有22∶1,远远低于东德洪堡大学的8.3∶1。2.在西方阵营内部也缺乏对专业学术人才的吸引力。由于联邦德国大学中实行的是“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教席(Lehrstuhl)制度,年轻教师和科研人员很难获得晋升机会,工作积极性普遍不高。许多前往其他西方国家留学的优秀人才都不愿回国内高校任职。3.大学的在校生人满为患。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能够进入大学深造,通过文理中学毕业会考的人不断增加。再加上战后出生高峰等原因,联邦德国的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严重超员的现象。很多学生无法按时毕业,大学学习甚至成了一项危险的行动。1961年时已经有47%的学生报告,他们因为在校人数超员而耽误了自己的学业。

在应对教育灾难的过程中,科学政策制定者所采取的态度和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对教授专制的不满和反抗。因为担心将民主制度引入高校会对教学和科研产生不利影响,科学政策的制定者大都主张根据社会及经济需要和绩效原则进行功能主义改革,反对缩小教授在高校中的权力。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大学校长会议(Westdeutsche Rektorenkonferenz)和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srat)就先后通过高校改革建议,企图以强制注册和考试的方式缩短学习时间,提高大学生的学习效率。这一自上而下的威权式改革既没有顾及学生们在高校民主化方面的要求,又加重了学生们的课业负担,因而在联邦德国高校中引起了强烈不满,并成为诱发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抗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后,20世纪60年代时,力主通过三方对等共决实现高校民主化的新左派(Neue Links)迅速崛起,这也是推动联邦德国大学生将斗争矛头指向教授特权的重要原因。

面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联邦德国却仍然顽固坚持“ 反共高压、冷战对抗的基本政策。在国际上,联邦德国一直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发动侵略战争,激起学生们的强烈不满。在国内,不仅联盟党国家对年青一代缺少弹性,之后建立的大联合政府,也因取消了社民党的左翼反对党地位并极力推进《紧急状态法》,而加剧了大学生对现行国家治理体制及政策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这一新左派组织开始在联邦德国高校中迅速崛起。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与工会、社民党等老左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1961年11月8日,该组织正式与社民党脱离关系,开始以新左派的身份独立参与和领导院外抗议运动。此后,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再加上此时其他左翼大学政治团体的立场与之不断靠拢,新左派逐渐成为领导和推动大学生抗议的发动机。自1966年开始,“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在西柏林的队伍迅速壮大。而到这一年年底的学生代表大会选举后,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等左翼大学生政治团体就成为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的主导性力量。

随着形势的发展,迅速崛起的新左派已不满足于仅仅通过建议的方式来打破教授的权力垄断。在1964年第19次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明确提出,要通过组织大规模的学生抗议活动来实现自己的高校改革目标。1966年12月,该组织再次指出:进一步实现高校民主化的前提是清除所有阻碍学习管理体制变革的措施……要让绝大多数学生意识到,必须通过抗议、集会和罢课才能取消这些措施。” 正是在新左派的大力推动下,教授大学成为西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学生宣泄不满和发起抗议的主要对象之一。

“68运动”中自由大学左派学生争取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斗争

联邦德国“68运动”与高校管理体制变革——以西柏林自由大学为中心

1967年6月2日,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本诺·奥内佐格(Benno Ohnesorg)被杀事件导致了联邦德国“68运动” 的全面爆发。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取消教授对高校内部事务的控制权,并借此推动联邦德国在民主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部分联邦德国高校的左派大学生不仅纷纷在原有高校管理体制之外建立起了批判大学kritische Univer sität)卡尔·马克思大学等所谓的对立大学Gegenuniversität),而且还要求在校内不同级别的管理机构中实现教授、助教和学生的三方对等共决。

新左派在这场运动中将矛头指向教授大学,主要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联邦德国的政治制度,推动整个国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到“68运动” 兴起时,以鲁迪·杜切克(Rudi Dutschke)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领导人就已经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发展出一整套激进的 “ 反威权斗争Die antiautori täre Revolte)理论,企图通过所谓的体制内的长征Marsch durch die Institutionen)在联邦德国基层组织中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并以此来推翻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受这一理论影响,新左派对教授大学的批判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1967年9月,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联邦委员会表示,大学在国家中的功能主要是意识形态控制,应将大学看作晚期资本主义专制统治的堡垒。20世纪60年代资本集团和国家官僚在高等教育领域所进行的改革都是威权改革,其目的是使大学这一企业符合晚期资本主义的绩效需求,使之成为专业傻瓜的生产机器臣民制造工厂。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西柏林小组也在这场运动期间明确表示,反对教授大学就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此外,其他左翼大学生政治团体在68运动爆发后,也纷纷表达了废除教授特权、完善民主制度的强烈愿望。

在奥内佐格被杀害之前,联邦德国的大学生抗议活动一直主要集中在西柏林自由大学中。此后,该校仍是许多全国性大学生抗议的发源地和会聚地,并且还涌现出杜切克等一批杰出的新左派学生运动领袖。“68运动” 期间,在左翼大学生政治团体,尤其是新左派的主导下,为了打破教授对高校内部事务的控制,并推动联邦德国在民主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主要进行了以下斗争。

首先,在现有高校管理体制之外建立批判大学,以取消教授对高校内部事务的控制权,并为进一步推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做准备。“68运动” 爆发后,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在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推动下,于1967年7月初公布《批判大学临时教学活动目录》,明确指出“ 批判大学的目标是促进其成员和公共生活领域的政治教育,并利用科学知识来塑造民主和法治国家

根据这一目标,批判大学绕过以教授为核心的传统高校管理体制,企图通过自我教育实践的方式来打破教授群体对高校权力的垄断,实现高校管理的民主化。批判大学可以说是将直接民主思想在高校中加以应用的一种尝试。学生对国家和高校一再拖延改革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希望将改革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另外,学生会还试图通过建立批判大学,来促进对等共决原则在原有高校管理体制中的贯彻。批判大学将能够证明,在大学章程中加入以下内容是明智的:高校教师(教授)与学生和助教在教学计划和人事聘任方面实行对等共决;允许三者都可在一定条件下自主举行教学活动和邀请客座学者来校进行短期有偿讲学。”1968年夏季,为了进一步支持高校对等共决制度的发展,批判大学还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对校内民主化改革的情况进行调查和评价。

同时,批判大学还力主打破教授对教学内容的控制,以便让大学更好地承担起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使命。教授们处处利用技术性文化政策来压迫他们的同事及学生。因此,批判大学动议的出发点就是废除教席制并由此实现大学生直接领导下的大学任务的政治化。大学生没有在教学活动中受到过政治训练。而现在看来这些政治责任对他们来说是必须要了解的要让大学生获得科学的实践,以去除对他们的压制

其次,积极参与和推动立法进程,试图在新的《高校法》(Hochschulgesetz)中取消教授对高校事务的控制,实现校内各群体的对等共决,同时让大学生承担起改造社会的政治使命。

“68运动” 爆发后,柏林市政当局被迫公开了《高校法》修订草案,并要求各方对此发表意见。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代表要求在新的《高校法》中引入对等共决制度,消除教授对高校教学和政治活动的控制。1967年6月3日,学生会发表声明,认为《高校法》不仅要实现高校结构改革和民主化,还要成为改变政治错误和白色恐怖的工具。同年7月,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成员、自由大学学生会主席克努特·内费尔曼发表文章,要求在新《高校法》中扩大由教授、讲师、助教和学生共同组成的学校代表大会(Konzil)的权力,并希望在校学术委员会下属的学习改革委员会中学生能拥有对等共决权。

1967年12月1日,学生会制定《学生会想要什么?第2号文件》(Was will der AstA? Nr.2),认为新的《高校法》中对教授的去特权化Entprivilegierung)是不够的,教授们在许多高校事务中都保留有最终决定权。文件希望《高校法》能彻底废除教授对大学教学内容的控制,并将此作为大学生开展民主抗议活动的重要条件。“ 法律只允许教大学生解决技术性问题,拒绝承认大学生的政治使命。”“ 在如此组织起来的高校中,缄默、秩序和教授居于统治地位;教育只是基于社会需要培养学术白痴。”1968年 7月27日,西柏林科学与艺术局局长在接受《每日镜报》采访时也表示,学生们在讨论新《高校法》时所提出的三方对等共决要求其实是“ 政治要求的一部分。为了反对《高校法》的通过,1969年6月18日,自由大学经济社会学院的400名学生决定举行一周的罢课。26日学生们又决定,如果《高校法》不贯彻对等共决原则、不让所有群体都有权参与校纪委员会,罢课将一直持续下去。

最后,重点推进研究所章程的制定,试图通过在高校基层组织中贯彻对等共决原则,来消除教授对高校内部事务的控制权,并推动国家的民主进步。1968年5月,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制定《学生会想要什么?第3号文件》,明确表示学生运动进行高校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教授大学,也来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制统治。这是眼下造成学生们在各研究所的改革受挫的主要原因人们一直以来要求废除教席制下的教授统治,包括教授对研究所财务、人事和科研的控制;但现在还必须进一步获得对科学研究本身的决定权……因此学生的共决权必须重新定义:不仅要正式地参与决策进程,还必须促使科学积极地服务于(社会的)解放。” 文件要求让基层研究所的所有成员都可以参与本所的决策,并特别提出要在研究所的教学、预算、科研、人事、考试规则等委员会中建立教学人员(教授及讲师)、助教、教辅人员和大学生的对等共决制度。

1968年5月30日,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和社会民主高校联盟的自由大学小组向该校奥托-祖尔政治学研究所(Otto-Suhr-Institut,以下简称“ 政治学研究所)代表大会递交了新的研究所章程草案,并与研究所全体成员在贯彻三方对等共决原则的问题上达成初步共识。然而,吸收了学生意见的研究所新章程却遭到了校学术委员会的否决。1968年7月10日,为了抗议校学术委员会的决定,数百名大学生冲击了校长办公室。学生会在事后称,政治学研究所的新章程将成为全校进行民主化的样板,学生们已经无法容忍高校改革的继续拖延。

在争取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斗争中,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起了重要的示范带头作用。“68运动” 期间,该校学生会不仅创办了联邦德国首个对立大学,还将政治学研究所打造为基层三方对等共决的典范。正是在以自由大学为代表的这些联邦德国高校中,左派大学生的反抗斗争将教授握有垄断性权力的传统高校管理体制推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

教授大学群体大学“68运动” 对高校管理体制变革的影响

联邦德国“68运动”与高校管理体制变革——以西柏林自由大学为中心

“68运动” 的影响下,随着一系列法律规章的通过,联邦德国高校也逐渐从教授大学群体大学转变。在群体大学中,大学成员被划分为教授、助教、学生等若干个利益群体,各群体互不相属,自治自决,共同参与高校决策。在联邦德国高校管理体制变革的过程中,“68运动” 起到了较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68运动” 进一步推动了助教和教授对群体大学的支持。这场运动爆发后,助教们不仅完善了自身的各级利益代表组织,还全力支持大学生和自己一起参与高校决策。1968年3月,联邦德国的助教们建立了德国历史上首个全国性助教组织—— 联邦助教协会(Bundesassistentenkonferenz),并在该组织的成立大会上,“ 迫切要求实现助教对高校事务及高校改革的全面参与,让大学中的助教职位获得全新的权力1969年6月5日,自由大学的助教们在讨论西柏林《高校法》时,也对教授必须在决策机构中保持多数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哥廷根、康斯坦茨等大学的助教们也纷纷发表声明,要求打破教授在高校中的权力垄断。助教们在这一时期所展现出来的斗争“ 风格明显受到了“68运动” 的影响。

“68运动” 的冲击下,大多数教授也支持将联邦德国高校改造为群体大学。虽然很多教授并不接受学生的对等共决要求,但面对“68运动” 的压力,他们也同意对高校管理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如1968年签署《马尔堡宣言》( Marburger Manifest)的1500名教授,在批判“68运动” 和三方对等共决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他们欢迎改革,同意保证高校所有成员—— 除教授之外还有助教和学生—— 按照他们目前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经验分层次参与高校生活

为了平息学生们的不满,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少自由大学的教授也都同意将群体大学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在政治学研究所,自由派教授甚至同意在新的章程中引入对等共决制度,以防激进的学生们将该所变成院外抗议活动的中心。1969年6月24日,自由大学的25名教授在支持社民党所提出的《高校法》草案时也表示,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社民党的草案既可以保障教授在未来高校管理中占有优势地位,又能“ 平息学生们的愤怒,认为在公开的协商机制建立后,高校冲突将会被平息

除助教和教授外,群体大学原则当然也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支持。而且,随着怀疑的一代20世纪60年代末加入年轻学者的队伍,部分编外讲师和作为高校教学人员利益代表组织的教育与科学工会(Gewerkschaft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也倾向于打破教授在高校中的权力垄断。这些相关群体的支持,为“68运动” 推动高校管理体制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与此同时,尽管对严格意义上的三方对等共决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但出于安抚学生和稳定校园秩序的需要,大多数科学政策的制定者也都同意建立群体大学

社民党联邦委员会认为,大学生的抗议与高校改革的拖延有关。对过时的高校结构进行改革是唯一出路……在5—8年的时间里,学生一直被限制在一种依附关系之中。他们反对自身依附于教授、研究所和学院。正在走向成熟的学术后辈对自我负责的共决权及其实现条件的要求与工人类似且在不断提高,而社会对他们这些要求的适当回应却被僵化的、成文或不成文的高校章程所阻碍。为此必须进行改革。” 除社民党外,联盟党以及各州文教部长常设会议(Konferenz der Kultusminister de r Lönd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西德大学校长会议等参与制定科学政策的专业机构,均在68运动爆发后明确表示支持学生和助教参与高校决策,实现高校管理的民主化。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州的行政当局也都希望通过在新的《高校法》中加入与群体大学相关的内容,来平息这些地区的大学生抗议。“68运动” 爆发后,社民党控制的西柏林科学与艺术局匆忙公布了《高校法》修订草案。草案一方面表现出官方安抚学生和消除误解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明显表现出要防止学生控制整个学校的企图。”1969年1月7日,该局局长明确表示,制定《高校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无政府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面前保护学生。就连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代表也认为,新的《高校法》“ 充分考虑到了学生的意见,承认高校是由具有不同利益和使命的群体组成

为了安抚躁动的学生,其他各州也在“68运动” 的推动下陆续开始制定或修改自己的《高校法》。“1968年时,几乎所有州对高校改革的讨论都比以前变得更加迫切。各种改革小组和机构也纷纷建立并召开会议。在巴登-符腾堡等州,都是在学生提出大学改革计划后,官方立即出台《高校法》草案。”1969年10月,新一任联邦政府总理维利·勃兰特在首份政府声明中也提到,为了结束高校目前的混乱状态,联邦政府要制定统一的教育政策和《高校总纲法》( Hochschulrahmengesetz ),以改变学校中“ 过时的统治模式

“68运动” 的推动下,助教、教授等校内相关利益群体和科学政策的制定者就打破教授权力垄断和建立群体大学达成了共识。1966—1967年以来由‘68运动’ 引发的高校民主化讨论和行动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存在很多不同意见,但学生们在高校决策中的共决权还是得到了原则上的肯定……大多数研究所章程和《高校法》草案都是为了平息这场运动。”

1968年起,联邦德国各高校的基层研究所在“68运动” 的影响下陆续出台了新的章程,让本单位的助教、学生都获得了和教授一起参与决策的权力。其中部分研究所,如西柏林自由大学的政治学研究所甚至还在所委员会(Institutsrat)中将教授、学生和助教(包括讲师和其他人员)的三方对等共决变成了现实。随着新的研究所章程在“68运动” 的推动下陆续出台,群体大学的基本治理原则也在大多数联邦德国基层学术组织中得到了确立。

与此同时,许多州在“68运动” 期间所制定或修改的《高校法》,也都将保障学生和助教参与学校决策的条款列入其中。经过漫长讨论之后,1969年7月9日,社民党占多数的西柏林议会终于颁布了新的《高校法》,规定高校学术委员会由11名教师(教授)、6名助教、5名学生和2名其他工作人员的代表组成,从而将“ 群体大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到1971年时,学生和助教已经通过立法,在8个州获得了法定的共决权。1973年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和1976年出台的《高校总纲法》则在联邦范围内确认了“ 群体大学的法律地位。

群体大学的确立,使联邦德国战后开始进行的民主化从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扩展至教育文化领域。因此,“68运动” 不仅推动了高校管理体制的民主化,也对联邦德国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不过,群体大学只是打破了教授在高校中的权力垄断,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教授为核心的高校管理体制。从整体上看,除部分基层研究所外,教授在大多数高校决策中仍占有明显的优势。实际上,“68运动” 所谋求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其所制定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如创办对立大学、全面实现三方对等共决等也大都遭到了失败。因此,这场运动对联邦德国高校管理体制变革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为什么轰轰烈烈的“68运动” 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授在高校管理中的特权地位,并借此进一步促进联邦德国的政治民主化?

第一个原因在于,“68运动” 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所设定的政治目标太过激进,且混淆了教育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界限,无法为广大高校师生和当局所接受。

“68运动” 爆发后,新左派难以对高校改革产生重大影响,恰恰就是因为它不仅想要改变大学,还想要颠覆整个国家制度。不要说科学政策的制定者和绝大多数教授,就连很多大学生其实也并不赞同将激进的政治革命目标与高校改革问题联系在一起。即使是在“68运动” 内部,其他左翼大学生政治团体也对新左派的政治目标持有不同看法。1967年6月24日,德国自由大学生联盟曾明确指出,新左派所谋求的高校绝对民主化(absolute Demokratisierung)是不可能实现的。1968年1月23日,西柏林的社会民主高校联盟主席也表示,他的组织与新左派在高校改革的政治目标和实现手段方面有分歧。

自由大学学生会虽然并未明确要求颠覆现行国家制度,但它也一直将促进社会变革作为谋求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政治目标,并因此而致力于创办批判大学并企图通过立法废除教授对高校内部事务的控制权。然而,在教授们和当局看来,批判大学并非获得批判性科学方法的手段,而是激进政治行动的变异形式,它只会损害学术自由和教师的独立性,对高校和大学学制改革没有积极作用。教授们和当局还否认教授是高校的统治阶级,坚决反对在法律规章中将高校改革与改造社会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原因在于,它试图将对等共决原则引入高校管理,而这一违背高校教学科研基本规律的做法,也令绝大多数教授和科学政策的制定者难以接受。

除哈贝马斯等少数左派教授外,绝大多数教授都反对在高校的各级各类学术机构中全面贯彻对等共决原则。1968年6月,1500名联邦德国教授签署了《马尔堡宣言》,明确提出,如果按照对等原则在高校中采用比例代表制,将会造成高校管理机构的严重超员并降低其工作效率,进而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自由大学的大多数教授也认为,如果让学生与他们平起平坐,就会忽视了能力和责任的区别,甚至还会危害到学术自由和绩效。

科学政策的制定者们也认为,对等共决会损害学术自由和高校的发展。“68运动” 爆发后,联邦德国主要政党及西德大学校长会议均在不同场合明确表示,反对大学生按照对等原则参与高校所有事务的决策。实际上,除黑森等个别州外,包括西柏林在内的绝大多数州并未将对等共决原则列入《高校法》之中。1973年时,联邦宪法法院也明确规定,在“ 群体大学的教学决策中,教授要拥有权威性影响力;而在群体大学的科研和人事聘任决策中,教授则必须拥有决定性影响力

第三个原因在于,以占领课堂为代表的激进抗议活动,也常常因为遭到校内外各方的坚决反对,而难以助力于“68运动” 实现自己的高校改革目标。

在教授中,不仅保守派对此类非法抗议活动一直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就连一直支持废除教授特权的哈贝马斯等左派都将其斥之为左翼法西斯主义。很多学生也对占领课堂的激进行为表示不满。他们常常采取与教师一起更换教室或赶走闹事学生的方式维持教学秩序。在西柏林自由大学、慕尼黑大学等许多高校,为了阻止左派学生推动高校改革的过激行为,校方和地方当局甚至多次动用了法纪手段。勃兰特当选联邦总理后,也毫不犹豫地呼吁国家对学生破坏法制的激进抗议活动给予严惩。事实上,许多学生会激进成员都因为占领课堂等行为而受到过法律校纪的惩处。总的来看,尽管大规模抗议活动能引起人们对高校管理问题的重视,但它也会破坏校园秩序,并招致广大师生的不满及当局的弹压。这也是“68运动” 无法对高校管理体制变革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原因之一。

结 语

联邦德国“68运动”与高校管理体制变革——以西柏林自由大学为中心

19世纪初洪堡改革后,“ 教授治校就成为德国高校管理的基本原则。然而,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后,这一存在了百余年的原则却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当时,随着教育危机的日益深重,信奉后物质主义反威权价值观的年青一代大学生在新左派的领导和推动下,将斗争矛头指向了高校中教授的特权地位。“68运动” 爆发后,受控于激进左翼大学生政治团体,尤其是新左派的西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的学生会,则试图通过打破教授对高校内部权力的垄断,来推动联邦德国在民主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68运动” 虽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教授在高校中的核心地位,但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教授治校原则,并让战后联邦德国的民主化从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扩展到文化教育领域。

席卷西方的“68运动” 对英法等其他国家的高校管理体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法国,自拿破仑时代后就建立起了集权式的高校管理体制。因此,五月风暴期间,巴黎大学生重点提出了减少国家对高校控制的要求,并迫使中央教育部在《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The Orient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ct)中将自治确立为高校办学的主要原则之一。而在联邦德国,由于很多教授曾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纳粹政权,而且国家很少干涉教授对高校内部事务的控制,所以大学生们便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教授们在高校中的特权地位。受“68运动” 的影响,联邦德国不仅在高校中确立了学生的共决权,还加强了国家对高校内部事务的管理和干涉。正是历史发展道路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不同,导致了联邦德国大学生谋求高校改革的方向和影响呈现与法国不同的特点。

本文作者岳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9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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